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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04 20:43:25

1.曹操功绩

2.邓艾的人物生平

3.要求曹操的资料，越详细越好！！

4.浅谈,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应该如何防范恐怖主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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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笔写以此为题的文章之前，我扪心自问，自己知道答案吗？确实不知道。要是知道的话，不就可以赚大钱了吗？但这不妨碍探讨中国房地产及其他资产价格长期高估的问题，从中找出哪些因素可能是促使估值偏高的主因，哪些因素可以成为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诱因。

对价差的偏好重于对价值的偏好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研究A股高估值现象，认为流动性溢价是导致估值高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一个市场的流动性非常好，则溢价水平（期望回报率与无风险利率之差）可以相对低。股市中可以用换手率来反映流动性好坏。A股市场长期以来的换手率水平居全球主要股市之首，尤其是2015年的换手率奇高，主板换手率超过6倍（年交易额与平均可流通市值之比），中小板超过9倍，创业板则超过12倍。而且，创业板的估值水平高于中小板，中小板又高于主板。

今年以来，A股的换手率大幅下降，主板降至2.6倍，创业板也不足7倍，同时股价也大幅回落，但换手率还是高于全球主要股市的水平，A股剔除银行股之后，估值水平与全球主要市场相比仍然高出很多。

国内的房地产交易同样也是非常之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4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5.9%，由于没有获得全国房地产交易市场的汇总数据，但应该也比去年同期增长50%以上。从全球看，中国的房地产交易量也是最大的，仅北京一个城市的房地产交易量就超过日本。

一个市场如果交易活跃，说明这个市场有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过度活跃，则说明投机性较强，投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价差收益，股市、期货市场如此，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股市换手率如此之高，本质上是短线投机，目的是为了获得价差收益。而购房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自住，另一个则是同感投资来获利。国内居民家庭在资产配置上，大约三分之二配置在房地产上，远高于大部分国家居民的房地产配置水平，这也说明国内居民对房地产投资的偏好远胜于其他金融资产，同时，房价高估问题也必然存在。

人民日报的权威人士访谈中说，“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不应通过加杠杆‘去库存’。”同时，他也首次提到“房地产泡沫”，表明了高层对于高房价的担忧。

对获取价差的偏好，与交易的偏好是一致的，这是否与东亚国家的文化特性有关呢？比如，全球金融中心都可以看成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就有东京、香港、新加坡（属于华人圈）和上海、深圳等。此外，澳门的业收入也是全球第一，远超。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BAT，实际上通过做大平台来确立它们在国内乃至全球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具有国企品牌的超强企业屈指可数。因此，中国人对于追求价差的偏好，或是大于创造价值的偏好。

“刚兑”普遍化抬高资产价格

刚性兑付不仅存在于信托产品、企业债等固定收益类产品的领域，其他资产如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刚兑”现象。比如，壳价值的存在实质上就是“刚兑”，即再差的壳公司也会因为有潜在资产注入的可能性，从而维持较高的市盈率和市净率水平。中国股市26年来，退市的公司屈指可数，小盘绩差公司的平均涨幅远大于指数的涨幅。

那么，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刚兑”呢？实际上也是存在的。比如，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现象长期存在，如果按照市场化原则降价销售，库存是可以化解的。但事实上，当地会干预房价，前期购房者也会反对降价出售。因此，房地产开发商在商品房的销售方面存在多重约束。

然而，最大的“刚兑”还是来自部门对房地产行业的支持。比如，2010年就推出房产税的试点，迄今仍未实施。今年年初，为了推动房地产去库存，还降低了首套房的首付比例。为何一定要支持房地产业的发展呢？这是因为，房地产投资能够带动的行业最多，如钢铁、水泥、有色、化工、家电、家具等，而且房地产投资在商品房销售畅通的情况下，可以带来可观的现金流回报，而目前基建投资的现金流回报很少，但债务的增长却很快。这也是为何PPP项目推进较难的原因。

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购房者取银行借贷方式购房的，只占所有购房者的18%，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中国目前房地产按揭余额占住宅总市值的比重只有10%左右，这也是非常低的。因此，在居民杠杆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鼓励居民购房是可以让居民加杠杆、企业和地方去杠杆，且这是有空间的，不过，前提是房价不能出现大跌。

由于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西方，的力量还是比较大，因此，“刚兑”其实就是降低了市场信用风险，使得信用溢价水平大幅降低。尽管一直试图打破刚兑，但就目前体制而言，似乎并不支持打破刚兑，更何况在稳增长的既定目标下，必须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支持低利率，同时财政政策也必然是积极的。

汇率可控、通胀温和之下房价可撑

2016年年初担心两件事，一是人民币贬值，二是通胀跃升。目前看，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贬值的主动权在央行，所以，近期随着美国加息预期的上升，央行趁势下调人民币汇率。因此，尽管人民币贬值预期长期存在，但资本大量外流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二是通胀看来是温和的，年初蔬菜和猪肉价格的上涨还是属于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既然通胀压力不大，那么，货币政策收紧的概率就低了。只要利率不上行，那么，对房价就不构成利空。

从我的判断看，央行会取渐进式贬值的方式来调控汇率，或是退三进二，温水煮青蛙，同时也打击投机资金，使得投机资金无所适从。这样做的好处是降低国内外汇流出的总规模，同时又能使得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逐步增加，从而缓解贬值预期带来的资本外流的风险。

从目前看，本轮人民币贬值并没有引发国内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震荡，说明在资本管制的条件下，渐进式贬值的路是走得通的，对经济的冲击也会比较小。同时，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小幅贬值及温和通胀，都会对房价有支撑作用，因为持有房地产也是应对通胀和贬值的一种保值手段，前提是资本不出现明显的外流。

为何在货币供应量长期超发的情况下没有出现严重通胀呢？据我的长期观察，CPI与M2之间的关联度不大，却与GDP的关联度较大。目前的情况是，为了避免GDP增速的下行，取了货币扩张手段来稳增长，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赶超战略，导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投资增速超消费增速，名义GDP的增速超过名义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这才是导致目前M2增速与GDP增速之间剪刀差扩大的原因，也是CPI起不来的原因。

有管治的市场经济可降低危机发生概率

纵观90年代之后全球经济，爆发全球性或局部性经济危机的频率比之前历史上降低了很多，原因在于主要经济体都加强了调控经济的作用，取了逆周期的政策。相对而言，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比西方国家更大。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如经济增长中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始终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同样，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高的经济体，企业的效率整体较高，但抗危机的能力较差；而行政化程度高的经济体，企业的效率整体较低，但抗危机的能力较强。如在过去20年中，日本和美国均发生过两次经济衰退，但法国却没有过。同样，中国也没有发生过。

（以上回答发布于2016-05-31，当前相关购房政策请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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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功绩

天京内讧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众所周知的。关于内讧的导火线由佐天侯陈承镕(亦作瑢)点燃起来，却少有人注意－－这是一个由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两位互相猜忌的***都极为信任的人物。正是由于他从中播弄是非，以致酿成巨变。首先发难告密挑动洪秀全对杨秀清起杀机的是陈承镕，为韦昌辉顺利袭杀杨秀清提供条件进行内应的是陈承镕，参与扩大决策的也有陈承镕，最后伴同韦昌辉、秦日纲被天王处死的还是陈承镕；他一手导演了这幕悲剧，玩火者自身也葬送在烈火之中，成为悲剧角色中的一员。历史再次证明，危机常常从内部开始，而且往往为最亲信的人物所发动。

关于太平天国内讧的原因，过去众说纷坛：有的认为石达开参与密谋；有的认为由于杨秀清强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而引起北、翼两王(韦昌辉、石达开)不服；有的认为韦昌辉私自擅杀杨秀清；……对这个问题，英国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柯文南博士提供了未曾发现的重要史料，有助于我们弄清真相。

柯文南著作中大量引证了燕王秦日纲亲信部属爱尔兰人肯能的口述记录资料，比国内同类资料记载较为详尽。按爱尔兰人肯能曾在镇江投入太平军隶属燕王秦日纲麾下，后跟随燕王参加天京事变。杨秀清时他的住处“距东王府仅五十码”；杨秀清后一两小时，他曾亲自进入东王府，亲眼看到杨秀清的尸体；事后见燕王有被处死危险时，他才走避安庆，并即离开太平军回上海。由于他是当时事变的参加者和目击者，又脱离清方或太平军管辖，以自由的身份较客观地发表这些消息，这样的史料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足以据此订正转辗传闻的误讹。

肯能叙述韦昌辉会同秦日纲，奉天王密令回兵天京，准备袭杀杨秀清的情况说：

我们(肯能和另一个欧洲人)听说No．2(“第二位”，指东王杨秀清)，曾命令北王韦昌辉的部队从驻地(江西)调往他处，在丹阳的燕王秦日纲被调住安徽。他(秦日纲)在途中遇韦昌辉，韦昌辉问他到哪儿去?秦日纲回答说：遵东王之命去安徽(江西)。韦昌辉说：你得跟我一起回南京，因为我有天王信件，这是你所不知道的。在他们到达南京前，秦日纲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在城外停下，这时韦昌辉才告诉秦日纲，他得到天王命令，要杀掉东王。

肯能跟随燕王，证实天王有密令下达给北王韦昌辉，召他回来杀杨，燕王等事先全不知情。这就说明，所谓“逼封万岁引起北、翼两王不服，计杀东王”之说不确。当时东王杨秀清是全军的实际统帅，手握重权，天京城内兵力雄厚，全部受东王直接节制；如果秦日纲没有亲眼看过密令，他决不敢贸然跟着韦昌辉反对杨秀清的。又如果城里没有可靠的人接应，韦、秦三千人如何能深夜进入天京包围东王府而无人觉察?但天王是被架空的领袖，深居宫中，寸步不出，不但与宫外的一般战士毫无接触，甚至高级将领也不能迳达，那么他这次发布杀杨的密令和接应韦氏夜袭又是通过谁为媒介，竟能完全瞒过杨秀清使他毫无知觉?研究这段历史就需要具体分析客观的实在性，找出这一关键中的人物。

关于石达开事前既没有参与密谋，事后也不曾赞成过东王和东王部属，甚至因此全家遭杀，肯能对此事作了明确的叙述：

东王被杀后六星期左右，翼王带一部分军队进天京，到了天王府，遇到北王和燕王。他们给他看了他们的行动记录，翼王说：“你们杀了东王和他们的主要将领还不满足吗?为什么还要杀这么多为我们打仗的弟兄?”……此后，翼王说：“你们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你们自己可以了结这件事，我就不管了。”当天晚上，他悄悄集合部队来到西门，但不经北王许可是不得出城的。他就杀死守门者，同他的大部分部众出了城。要是那天晚上他不出走，那就要被杀。

用上面这段肯能的叙述，来对照石达开自诉的《石达开自述》，完全吻合，互相印证，更觉可信。石达开说：“达开闻信，回南京与他们排解。因见事机不好，就到安徽，妻子都在南京城内，皆被韦昌辉所杀。”石达开确是这次内乱的受害者，而不是密谋首事者，这已是无庸置疑的。那么密谋首事者究竟是谁，原来当时还隐在幕后呢!

关于所谓“杨秀清逼封万岁”，当事者之一的肯能在叙述中只字未曾提及。这样的重大问题，如果真有其事，他是不可能不听说的；如果听说了，也是不可能不提及的。再对照《石达开自述》，无论是收录在《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中的《石达开自述》，还是新发现的《三略汇编·石达开自述》，均未提及杨秀清挟洪秀全去“逼封为万岁”的事，也未提到杨秀清有任何叛逆行为。杨秀清是无罪的。以致后来在事实面前，洪秀全不能不给杨秀清平反冤案。至于构成冤案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洪秀全讳莫如深，含糊其词。他只说：“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谢爷降托赎病主，乃囗(合+共)世人转天堂。天国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无穷。妄为推测有何益?可怜叛爷成臭虫。”他教导臣民千万不要推测构成冤案的原因，在他内心有着难言之恸；他指责的“叛爷”，主要的是三个，即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镕，他下诏公开处死了这三人，便是这里所说“叛爷”的具体的注脚。

既然杨秀清并未叛逆，洪秀全为什么竟然一时昏聩下密令给韦昌辉命他袭杀杨秀清呢?尽管他俩之间平时互相猜忌，但矛盾的激化总一定会有导火线吧?据肯能口述：“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亲信，不知何故，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这里具体说明了爆发内讧的导火线是“一心腹部将”告密。这个“心腹部将”是谁?肯能明确指明：“即他们教外国人称为‘第八位’者”。这个“第八位者”就是后来洪秀全下诏处死的三个“叛爷”之一的陈承镕。

按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原来共有七个人，即一是天王洪秀全、二是东王杨秀清、三是西王萧朝贵、四是南王冯云山、五是北王韦昌辉、六是翼王石达开、七是燕王秦日纲。这七人便是“起首共事之人”(据《李秀成自述》)。前期七王以外，本有胡以晃一度封过豫王，他在位仅只几个月，即因六安战败而被革除王位。此人在内讧前已病死。燕王秦日纲虽也曾一度被革除王位，仍保留顶天侯爵位，保持一方军政首长的职权，仍高出于所有朝官。除开上述七王以外，内讧时实在再没有任何人的权位能超过佐天侯陈承镕的，顶天侯秦日纲被称为第七位，佐天侯陈承镕被人私下称为“第八位”，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顶天侯奉命出镇一方；佐天侯陈承镕被任为朝内官的首长，曾官居天官正丞相；虽当时没有“第八位”的正式诏命，而佐天侯陈承镕的实际权位，不能不为人所公认。况且顶天侯和佐天侯两府关系特殊亲密，在顶天侯府里既可公然向外国人介绍称呼顶天侯为“第七位”，那么同时称呼佐天侯为“第八位”，难兄难弟，势所当然。

这位所谓“第八位”者的陈承镕究竟是何许人?据清方的《贼情汇纂·陈承镕传》记载：陈承镕是广西藤县人，短小精悍，有权谋。参加金田起义后，初任羽林侍卫。到长沙升伸后正侍卫。克武昌，擢殿右二检点。进南京，授地官副丞相；几个月后，即升任天官正丞相。第二年春封为兴国侯，数月后又改封为佐天侯，似有佐东王理朝政之意。自此凡天国军事政治事务，不论大小，都须由他传宣上达，成为朝内官的首领，显然是个实权人物。从陈承镕发迹的经历看，他一开头就当上洪秀全的亲身侍卫官，不久即经由杨秀清亲手提拔，节节高升，成为天朝朝政的总管，承上可面见东王、乃至天王，启下可传令天京内外各部属。特别是天京附近，朝堂上下，他有权实际行施号令。真的如《贼情汇纂》所说的“宠任”莫过于佐天侯天官正丞相陈承镕了。

不幸的是在太平天国内部权力的派性斗争中，陈承镕倒向韦昌辉、秦日纲一边，尤其与秦日纲情如手足，誓同进退，这就不会不对东王杨秀清离心离德。由于东王在作风上过于“威风张扬”，对人“威逼太过”，以致朝内不少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据《李秀成自述》)，陈承镕大概也是“口顺而心怒”的一个。

有一次，陈承镕为了袒护秦日纲，竟与东王杨秀清之间发生了极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著名的“燕王秦日纲牧马人”。据《金陵癸甲纪事略》载：

燕贼牧马某甲坐门前，见东贼同庚叔未起立。东贼叔怒，鞭某甲二百，送燕贼，未及问。又送付玉昆，意欲玉昆加杖。玉昆谓既鞭可勿杖，转相劝慰。东贼叔愈怒，推倒玉昆案，诉于东贼。东贼怒，使翼贼拘玉昆。玉昆闻而辞职。伪佐天侯陈承镕、伪燕王泰日纲闻之，亦相率辞职。东贼大怒，锁发北贼杖日纲一百，杖承镕二百，杖玉昆三百，某甲五马分尸。

这件事说明东王杨秀清张扬跋扈，作风粗暴，同时也证明陈承镕与秦日纲的关系十分亲密。秦日纲牧马人受罚，本与陈承镕并无直接关系，连北王、翼王尚且不敢出面劝阻，陈承镕却伙同秦日纲等一起辞职表示抗议，结果一块儿挨了打，真是生死之交。但他俩对牧马人被处“五马分尸”，仍然无力援救。位居全国全军“第七位”和“第八位”的重要人物，竟然当众挨打，而且确是在不该受罚的情况下遭受屈打，岂能不心怀怨恨?可是在五马分尸、点天灯的*威面前，谁也不能继续作公开的反抗，只能忍住眼泪吞下达口怨气，也就是“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这件事发生在甲寅(1854)年四月，距后来袭杀杨秀清虽有两年余，但两事之间恐非丝毫没有联系吧?

杨秀清相当麻痹，把别人的敢怒不敢言当作老实听话，自以为“一朝之大，是首一人”(李秀成语)，不知自忌。他对待最高领导层中的韦昌辉也一再威逼，杀了韦昌辉之兄，又曾“杖昌辉数百，至不能兴；又诈称天父附体，时挫折之。”这样，势必把韦、秦、陈推向一边，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而又不及时防备他们，或解除他们的权力。既挫折他们，又信用他们，如同养疖成痈，养虎成患。

陈承镕当然了解洪杨之间的互相猜忌已非一日，而且十分了解洪秀全多疑而暴烈的性格，借刀是有机会的。他利用职权收集杨秀清张扬跋扈的材料是极为方便的；他利用进宫的机会面奏天王也比任何人方便。他看准机会进行告密，当然会使洪杨之间的矛盾顿时激化。陈承镕原是洪秀全的侍卫官子弟兵出身的亲信，加以长期在杨秀清身边任要职，他的告密又似乎有根有据，而且听来危险已迫于眉睫，这是洪秀全所不能不信的。当洪秀全正苦于大权全落在杨秀清手中而惊惶无措的时候，陈承镕又提出了周密的，包括如何瞒过杨秀清秘密调动韦昌辉回兵“靖难”，如何瞒过杨秀清乘夜开门接应韦昌辉部队进城，和如何解除杨秀清的近卫部队等等，这一切只有陈承镕这个拥有朝政日常事务总管职权的人，才能办到。试想，当时满朝上下，都是东王杨秀清的亲信，一般部将谁敢告发杨秀清半个不字?如果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材料，又怎能取信于洪秀全?而且光是告密也解决不了问题，汉献帝的衣带诏会带来灭族之祸，以卵击石会自取灭亡，这是洪秀全也深知的。所以陈承镕的告密和献计，以及此后的里应外合，成了这次内讧发难的关键人物。正如肯能所口述：“全军的实际元首(东王杨秀清)却被阴谋所算而被杀。人皆相信彼有奸谋欲弑天王而夺其位，他却被一同盟的高级人员所卖，对天王告密，而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之责。洪秀全于昏聩瞢闭之中忽然醒悟，立传谕诏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韦昌辉及方奔丹阳之顶天侯。”

陈承镕是告密者，而且是“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之责”的实际主持者。他的职位赋予他有这样的权力。事实证明，他把密诏及时送到了韦昌辉手里；韦、秦的部队来到天京城下的消息竟能瞒过了东王杨秀清。按制度没有东王命令任何部队不能随便调动，所谓“俱受东王节制”(天王诏旨)，更绝对不允许随便进出天京，而这支秘密地从外省来到的部队居然乘夜进入天京。当时天京内外处处把守、节节设防，校核口令，通宵不断，而韦昌辉、秦日纲能以两三千人横行无阻，没有一声枪响，没有一人号叫，没有碰到任何阻挡，就包围住东王府第。平时东王府戒备森严，却在出事这天竟解除了戒备，听任别人袭击而很少抵抗。……这一切，自然都是陈承镕利用权力、盗用东王名义，巧为安排所致。肯能叙述袭击的过程说：

到天京时已是深夜，其本人及随从均不被嫌疑，而得直入城内。在几点钟之内，他的队伍已照预定分布各要害地方，所有通达东王府的街道都为进攻军所占据。举事之时，有如迅雷暴发。至翌晨天曙时，东王及其部下文武官吏，人民－－男女老幼－－都在自己的血中躺着。有些被长矛刺死；没有一人能逃命的。”

回顾清军曾以数万之众、亿万之饷、多年征战所无法达到的目的，陈承镕却在一夜间伙同韦昌辉、秦日纲实现了。岂能不为亲者痛、为仇者快啊I

陈承镕在内讧中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他除了告密和内应外，还需要进一步行动，即是他所谓的“扫除奸党”。陈承镕深知卫戍天京的部属极大部分都是杨秀清的亲信队伍，即使杨秀清已死，其对抗势力仍然不小，如果不是一不做二不休地加以横扫，一旦阴谋败露，自己必然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乃定下一条阴谋，要尽捕东王余党而置之死地。“依那毒计，将北王及顶天侯意开审及处罚，以正其处置东王谋叛事过分枉杀之罪”。诱使东王将士前来观刑，解除武装，乘机进行大规模。肯能原话是这样叙述的：

天王的一个女宣诏使带出一块两码半长、半码宽的大黄绸，上面写满了红字，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看着，东王的一些官员也挤上来看，看完之后就交出去贴在天王府对面的墙上……北王和燕王就退到一间小屋子里共同商量。最后两个女宣诏使就宣布，北王和燕王每人受鞭五百。……很多东王官兵也在场，但他们已成羁押犯，脖子上带着沉重铁链和绳子。六千左右东王将士毫无猜疑地被押在天王府旁两间大房子里……当天夜里，我们(肯能等)跟随北王和燕王去查看扣押那六千人的房子，他们在窗外，偷听并谋划如何消灭这批人，第二天黎明，他们把关押室门窗打开，坚守出口，把若干包扔到被押的人群中。他们的士兵进入其中的一个房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就将被押者全部杀死。但是在另一个房间，被押者用墙上的砖拼死抵抗了六个小时才被消灭。者除了用枪以外，还用装葡萄弹的炮。这些可怜鬼脱光了衣服，其中不少精疲力竭地倒下。最后北王、燕王为了让他们的人与东王的人区别开来，就命令他们的部众将右臂从袖中抽出，然后冲进去将剩下的全部杀光。不一会儿，我们就进去，我的天啊!这样的场面：有的地方尸体堆积了五六层，有的自己吊死，有的在包爆炸时受了严重的烧伤。尸体都被运到一片草地上，没有遮盖。”

东王的主力被消灭以后，接着搜杀老弱妇幼，名为斩草除根，“日复一日，许多人被捕被杀，甚至小孩婴儿也不能免。尸骸堆积。之事，三个月不绝。”主持这次大的主要负责人，显然是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镕。

邓艾的人物生平

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亦是不凡的.

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消灭了东汉末期中国北方的军阀割据，统一了中国北方，奉行民族和解政策，和匈奴和解，迎回蔡文姬，对文化发展有贡献．政治比较清明，民生有一定恢复．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基础，为三国重新统一归晋埋下了伏笔．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系于被劫之后，这种，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乃是怕别人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220），曹操还军洛阳。当月，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这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都是不朽的文学作品。

要求曹操的资料，越详细越好！！

邓氏曾经是南阳新野一带的大族，但邓艾的家世已经不能详考。邓艾自幼丧父，邓艾生活在战争频发、社会动荡的年代，生活在土地高度集中、豪强兼并剧烈的中原，日子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不过，邓艾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建安十三年（208 年），曹操攻下荆州后，曾强行将当地人民北迁，邓艾及其母亲、族人便在这时被强迁到汝南（今河南上蔡）作屯田民。因年幼，邓艾最初是当放牛娃。但他从小有大志向，决心通过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十二岁时，又随母至颍川，读到已故太丘长陈寔碑文中的两句“文为世范，行为士则”，欣然向慕，于是自己命名为邓范，字士则。后来，宗族中有与他名字相同者，遂改今名。

在屯田民中，有才学的人很少，邓艾凭其才学被推荐为典农都尉（相当于县）学士，由此可以担任典农都尉的佐、干等下级官吏，以后如有劳绩还可能逐步升迁，这对于出身卑微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条改换门庭的进身之路。但因为口吃，典农都尉认为他不适于担任重要职务，便指派他充当做一名看守稻草的小吏。同郡一长者见其家贫，经常资助他，而邓艾开始时没有表示感谢。

邓艾喜欢军事。每见高山大川，都要在那里勘察地形，指划军营处所，遭别人讥笑也不介意。

当时，出身贫寒的屯田部民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邓艾平淡地过了近二十年。后来总算当上了典农功曹，帮助管理屯田。一次，邓艾上洛阳去呈报，有机会见到洛阳太尉司马懿。司马懿很赏识他的才能，征召他为太尉府的掾属，后升任尚书郎。遇到司马懿，可以说是邓艾一生的重大转折。正始（240—249）初，魏国准备在东南一带进行屯田，积储军粮，对付吴国，因此就派邓艾前往视察。邓艾从陈县（今河南淮阳）、项县（今河南沈丘）一直巡视到寿春。经过考察，邓艾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第一，开凿河渠，兴修水利，以便灌溉农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疏通漕运;第二，在淮北、淮南实行大规模的军屯。他认为：“土地肥沃，可惜水少，不能够充分利用土地。应当开挖河渠，引水灌溉，广积军粮，又开通漕运的水路。”于是，便著《济河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邓艾还认为：“从前平定黄巾之乱，为此而屯兵开田。在许都积蓄了许多粮食，目的在于控制天下。而今三面已平定，但淮河以南还有战事，每当大军南征，仅用于运输的兵力就占去一半，耗资很大，劳役繁重。陈、蔡之间，土地肥沃，可以减省许昌周围的稻田，引水东下。而今淮河以北屯兵二万人，淮河以南屯兵三万人，按十分之二的比例轮休，常有四万人，边种田边戍守。风调雨顺时，收成常常是西部的三倍多。扣除兵民的费用，每年用五百万斛作为军资。六七年间，可以在淮河上游积蓄三千万斛粮食。这些粮食够十万军民吃上五年。凭着这些积蓄进攻东吴，可无往而不胜啊！”

司马懿看后，非常满意，纳并实施了。从正始二年（241年）起，魏国在淮南、淮北广开河道，大举屯田。北以淮水为界，自钟离以南，横石以西，至沘水源头之间的四百多里范围的土地上，五里设置一个军屯营。每营六十人，一面屯田，一面戍卫。同时，淮阳、百尺两条河渠也拓宽了，从黄河引水注入淮水和颍水，颍南、颍北修成了许多陂田。淮水流域挖掘了三百多里长的水渠，灌溉农田二万顷，从而使淮南、淮北连成一体。几年之后，从京都到寿春，沿途兵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出现了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从此，淮水流域的水利和军屯建设得到飞速的发展，魏国在东南的防御力量也大大加强。每当东南有战事，大军便可乘船而下，直达江淮。军资粮食有储备，又没有水害。这些，都是邓艾的功劳。

可以说，曹魏能在三国中始终保持实力最强，特别是后期，邓艾的许多政治主张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正始四年（243年），邓艾出任参征西军事，转任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太守。

嘉平元年（249年）秋季，蜀汉卫将军姜维督军进攻雍州（今陕西关中及甘肃东部），依傍曲山（今甘肃岷县东百里）筑两城。姜维熟悉陇西风俗民情，欲诱羌胡归蜀，以控制该地区。派牙门将句安、李歆等人驻守，并联合羌胡人进攻附近各郡。司马昭以安西将军、持节，为各军节度，邓艾也参加了这次战争。征西将军郭淮与雍州刺史陈泰统兵抵御。

陈泰认为：“曲城（今甘肃岷县东漳南）虽然坚固，但是远离西蜀，道路险峻，粮食只能长途运输；羌胡的人质们害怕为姜维服劳役，也一定不会长久配合。如今只要我们围而攻之，兵不血刃就能夺取麴城。西蜀虽然可能发来救兵，但山道险阻，也不会很快到来。”郭淮从其计，遂取围城打援策略，命陈泰讨蜀护军徐质，邓艾进围曲城，切断交通及水源，曲城蜀军困窘不堪。姜维领兵救援，进至牛头山（甘肃岷县东南，洮河南岸），为陈泰军所阻。司马昭出骆谷向汉中，郭淮率军进逼洮水，企图切断姜维退路。姜维迅速撤回。句安、李歆等人孤立无援，献城投降。

郭淮遂率军西击羌人各部，邓艾说：“敌兵撤离不远，也许很快就反扑过来，应当分兵行动，以免发生意外。”郭淮就留邓艾屯白水（今甘肃白龙江）北岸，以防蜀军反攻。三天后，蜀军果然复返，姜维派廖化在白水南岸扎营，和邓艾迢遥相对，却不向魏进攻。邓艾对诸将说：“姜维突然返回，我军人少，按常理，他们应渡河而不必设桥。这是姜维想使廖化来牵制我军，不让我们动兵。姜维一定会从东边袭击洮城。”洮城（今甘肃临潭西南）在白水之北，距邓艾驻地六十里。邓艾于当夜抢占洮城，不久，姜维果然率重兵奔袭洮城。姜维见魏军已抢占洮城，遂撤军退走，魏军得以不败。邓艾因功被赐爵关内侯，加讨寇将军，后又迁升城阳（治所在今诸城东北）太守。

当时，并州右贤王刘豹把匈奴合成一部。邓艾上表说：“戎狄有野兽之心，不讲道义。他们一强大起来就施行暴力；一旦衰弱，就顺附朝廷。正因为如此，周宣王时，有戎狄南侵，逼近周都之事；汉初时，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冒顿单于的四十万大军包围在平东南的白登。每当匈奴强盛，以前各个朝代都认为这是最大的忧患。当单于远居塞外时，朝廷对于匈奴单于及其部属，均不能直接控制。诱导单于前来，叫他归顺，因此才能使羌夷失去统帅，群龙无首。因为单于居于内地，就使周围诸胡人部落得以安顺。而今南单于虽然留于都城，但他们与部属日益疏远。与此同时，右贤王刘豹居守边域外，部落兵力极为强大，对朝廷构成威胁。这是我们不能不防备的。听说刘豹手下有人叛变，应当就势将其分割成两个国家，以便削弱刘豹的势力。建安初，右贤王去卑侍卫汉献帝，拒收李傕、郭汜，车驾还洛阳，然后归国。他的功绩在前代颇为显赫。但是他的后代未能继承他的遗业，应当给他加封显号，让他们居守雁门，远离国土，以此削弱敌势，让他们羡慕并企求也立有先辈功勋，为国效命。这是保卫边疆的长远大计。”邓艾还说：“凡羌胡与汉民同居一处的，应当渐渐将他们分离，使居编民之外，得以尊崇分辨廉耻的教义，堵塞犯法作乱者的路径。”大将军司马师新出任辅佐政事，对邓艾的建议多所纳实行。不久，邓艾改任汝南太守，到任后，访求过去厚待自己的同郡长者，可惜长者已死，于是派官吏前去祭祀，对其家厚加赏赐。邓艾每到一地，就提倡垦荒，发展生产，史书上说：“艾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由此可见，他在这方面是做得很有成效的。

嘉平五年（253年）二月，吴太傅诸葛恪取得东兴之战胜利后，恃功轻敌，不顾群臣劝阻，再次兴师攻魏。围合肥新城（即合肥新城，今安徽合肥西北），久攻不下，被迫退归。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死，旧大臣不归顺新朝。东吴著名的宗族大姓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凭借武力，倚仗权势，完全可以独霸一方。诸葛恪刚刚把持朝政，国内没有众所期望的君主，他不考虑如何安抚上下，以便稳定，却对外频繁用武，虐待自己的人民，以全国的军力攻打合肥这座坚固的城池，死者不下数万，大败而归，这是诸葛恪自取灭亡的末日。从前，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都曾得到各自国家君主的重用。君主死，他们自己也就末日临头了。更何况诸葛恪的才能远远不能和上述四位贤能之士相比。但是他又不慎重考虑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其自取败亡，为期已经不远了。” 不久，邓艾迁升兖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他看到有些地方宫不重视农业生产，专事交游请托，作风浮华不实，又上书建议说：“一个国家最当务之急不外有二，一是农业，一是战备。国家富裕了，军备才能强盛，才能战无不胜。而农业，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孔子说过：‘粮食丰足，兵力才能丰足。’粮食的重要性实在兵力之上。如果朝廷不设奖鼓励，那么下面百姓则不会用劲地去积储财富。今应设立奖赏，鼓励人们广积粮食，这样，就使得游说奔波及华而不实的风尚得以杜绝。”

正元元年（254年），高贵乡公曹髦即位。这时，司马氏代魏的局面明朗化了。司马氏世袭中外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己，擅行废立，屠戮政敌，党附曹魏皇室的将领遂先后举兵反抗。同年，司马师诛杀夏侯玄后，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恐受株连，蓄谋举兵。

正元二年（255年）正月，他们称受郭太后诏书，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起兵，传檄州郡，讨伐司马师。邓艾杀使者，兼程进军，抢先奔赴乐嘉城（今河南商水境），建造浮桥，这样司马师到达后，才得以占据乐嘉。文钦因落在大军后面而战败于城下。邓艾追击文钦至丘头，文钦逃奔吴国，降于吴丞相孙峻。

孙峻等魏国内乱之机率军号称十万，想要渡江。魏镇东将军诸葛诞派邓艾据守肥阳。邓艾认为肥阳离敌太远，非要害之地，便转移到附亭驻扎，并派泰山太守诸葛绪等在黎浆拒敌作战，击退了吴军。

同年，朝廷任命邓艾为长水校尉。并因为他打败文钦等一系列战功，进封为方城乡侯，代行安西将军职务。

同年七月，蜀汉卫将军姜维乘大将军司马师病亡，督车骑将军夏侯霸、征西大将军张翼等数万人攻魏。八月，到达枹罕（今甘肃临夏东北），遂向狄道（今甘肃临洮）进军。征西将军陈泰命雍州刺史王经率所部进驻狄道，待他率主力自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到达后，再钳击蜀军。王经不俟陈泰军至即擅击蜀军，先后败于故关（今甘肃临洮北）、洮西，大部伤亡或逃亡，残部万人还保狄道。姜维乘胜围狄道城。大将军司马昭命邓艾出任安西将军，与陈泰并力抗击蜀军，并遣太尉司马孚为后援。此时邓艾等人认为“王经的精兵在西边战败，贼军士气很旺盛，乘胜的军队不可抵挡，而将军带领乌合之众，跟在战败的军队后面，将士们丧失了斗志，陇右动荡不安。古人有这样的话：‘蝮蛇咬了手，壮士就砍掉自己的手腕．’孙子兵法说：‘车队有时不去进攻，地方有时不用把守。’这是在小的方面有损失而在大的方面得到保全的缘故。现在陇右的灾难，比毒蛇还要过分，狄道这地方，不只是不能把守的问题。姜维的军队，这是我们应该避开的锋芒。不如分割险要防守，观察敌人的破绽，等待敌人疲惫，然后再进军救援，这才是获胜的计策。”

陈泰却说：“兵书说‘修治大盾牌和攻城的战车，要三个月才能完成，筑起土山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完工’。这确实不是轻兵深入，凭姜维的诡计所能仓猝办到的。姜维孤军深入，粮食供应不上，这是我们迅速进军打败敌人的时机，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是必然的形势。”

最后陈泰阻止了邓艾放弃狄道的错误建议，三路魏军合在一起，准备解围狄道。姜维督军沿山进攻，被魏军击退。陈泰扬言截断蜀军退路，蜀军震恐，遂于九月二十五日撤军退走钟堤（今甘肃临洮南），狄道之围遂解。

于是，朝廷任命邓艾为安西将军，节，兼任护东羌校尉。此时，魏军多数人认为姜维已经力竭，不可能再出兵北向。邓艾却不这样认为。他指出：“洮西的失败，可谓不小，军心溃败，仓库空虚，老百姓流离失所，几乎一败涂地。现在来看，敌人有乘胜追击的势头。而我方虚弱不堪，这是第一原因。敌人上下官兵级级相通，兵器锐利。而我方将领换了，士兵大多是新补充的，武装器械也都陈旧，这是第二个原因。敌人乘船行进，而我们靠步行，敌逸我劳，这是第三个原因。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自都需要守备的兵力，他们专心进攻一城，而我方则一分为四。这是第四个原因。从南安、陇西，要征用羌人的粮食，如果向祁山进军，麦浪千里，很容易搞到粮食，这是第五个原因。敌人也有狡诈的计谋，他们一定会来进攻的。”分析了以上情况后，他断言姜维还会伺机进犯，加紧备战。

甘露元年（256年）六月，蜀大将军姜维与镇西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邦（今甘肃天水）会合。七月，姜维率先出兵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闻邓艾有备，乃改从董亭（今甘肃武山南）攻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邓艾则率军抢占武城山（今甘肃武山西南）据险拒守，与之相持。姜维见地利已失，强攻不克，乃于当夜渡渭水东进，沿山路进取上邽。两军战于段谷（今甘肃天水西南）。胡济失期未至。邓艾大败蜀军，蜀军士卒溃散，死伤甚众。姜维败归，自请贬为后将军。此战，邓艾战前料敌准确，战中因机制变，始终掌握着战役主动权，为后世防御作战留下了宝贵经验。同年，曹髦下诏褒奖邓艾，命邓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分五百户封子邓忠为亭侯。甘露二年（257年）五月，魏将诸葛诞联合东吴在淮南起兵反司马昭。司马昭调关中兵力东下讨伐诸葛诞。蜀大将姜维乘机攻魏秦川（渭水流域）。十二月，姜维率兵数万出骆谷（今陕西周至西南），到达沈岭（今陕西周至南）。当时，魏在长城（今陕西周至南）积存大量军粮，且防守薄弱。邓艾（时为安西将军）和征西将军司马望恐姜维袭夺长城，立即合军据守。姜维军进至芒水，依山为营。邓艾、司马望率军近水筑寨。蜀军多次挑战，邓艾、司马望坚守不出，两军长期对峙。次年三、四月间，姜维闻诸葛诞败亡，只得引军而还。邓艾因功升任征西将军，前后共增食邑六千六百户。

景元三年（262年）十月，蜀汉大将军姜维起兵再度攻魏，攻入洮阳境。邓艾率兵迎战。邓艾分析，姜维悬师远征，战线长，给养困难，难以持久。于是，抢占有利地势，在洮阳以东的侯和（今卓尼东北）设阵，以逸待劳，阻击蜀军，双方激战后，魏军发起反击，蜀军败逃，姜维退往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

同年，总揽朝政的大将军司马昭制定先灭蜀再顺江灭吴的战略，任命司隶校尉钟会为镇西将军前往关中整军备战。

景元四年（263年）八月，魏军兵分三路伐蜀：征西将军邓艾率兵三万余人，由狄道（今甘肃临洮）进军，以牵制蜀大将军姜维驻守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的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率三万余人，进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以切断姜维退路；钟会率主力十余万人，欲乘虚取汉中，然后直趋成都。以廷尉卫权为镇西军司马，持节监邓艾、钟会军事。由大将军司马昭统一调度指挥。

蜀军派右车骑将军廖化率军往沓中增援姜维；左车骑将军张翼等前往阳安关口拒守。令汉中诸将放弃汉中据点，收缩兵力退保汉城（今陕西勉县东）、乐城。由于蜀军未对咽喉险道斜谷、骆谷、子午谷严加防守，被魏魏兴太守刘钦占领。钟会遂几路并进，直入汉中，留二万人围汉、乐二城，自率主力直下阳安关口，斩蜀将傅佥，收降蒋舒，继克关城（今陕西阳平关），长驱南下。邓艾命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营地，命令陇西太守牵弘等人邀击姜维的前部，而命令金城太守杨欣进击甘松。姜维闻钟会等部已入汉中，知汉中难保，急摆脱邓艾，退往阴平。杨欣等人追击，直到疆川口，双方大战，姜维败退，为抢先占桥头（阴平东南）的诸葛绪所阻。姜维从孔函谷佯作向北欲绕道而东，作出出兵攻击诸葛绪后部的样子，诱使诸葛绪离开桥头三十里向北堵击时，姜维乘机迅速通过桥头，与廖化、张翼等合兵，据守剑阁。诸葛绪赶去阻截，差了一天，没有赶上。

邓艾进至阴平，欲与诸葛绪合兵南下。诸葛绪不从，领军东向靠拢钟会。钟会欲专军权，诬告诸葛绪畏敌不前，将其押回治罪，随即统领大军南下，被姜维阻于剑阁。剑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姜维凭险据守，钟会攻剑阁不下，无计可施。时魏军因军粮不继，钟会准备退兵。

邓艾上书说：“如今贼寇大受挫折，应乘胜追击。从阴平沿小路、经汉德阳亭，奔赴涪县，距剑阁西有百余里，距成都三百余里，派精悍的部队直接攻击敌人的心脏。姜维虽死守剑阁，但在这种情形下，他一定得引兵救援涪县。此时，钟会正好乘虚而入。如果姜维死守剑阁而不救涪县，那么，涪县兵力极少。兵法说道：‘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今进攻其空虚之地，一定能打败敌人。”

十月，邓艾趁姜维被钟会牵制在剑阁，率军自阴平沿景谷道东向南转进，南出剑阁两百多里，钟会也派部将田章等跟进。邓艾率军攀登小道，凿山开路，修栈架桥，鱼贯而进，越过七百余里无人烟的险域。山高谷深，至为艰险。途中，粮运不继，曾多次陷入困境。部队走到马阁山，道路断绝，一时进退不得，邓艾身先士卒，用毛毡裹身滚下山坡。邓艾率军出其不意地直抵江油，迫降守将马邈。蜀国卫将军诸葛瞻（诸葛亮子）从涪城回到绵竹，列阵等待邓艾。

邓艾派其子邓忠攻打诸葛瞻的右翼，司马师纂攻其左翼。邓忠、师纂失利，退回，对邓艾说：“贼兵坚守牢固，很难击破。”邓艾大怒，说：“生死存亡之际，全在此一举，还说什么可与不可！”大声叱责二将，并要将其斩首。二将策马奔回，挥军再战，邓艾也亲临督战，终大破蜀军，遂克绵竹，斩蜀将诸葛瞻及尚书张遵等人。

绵竹陷落后，蜀军全线崩溃。邓艾乘胜进击，一鼓作气攻陷雒县（今四川广汉北），逼近成都。蜀后主刘禅惊恐失据，感到大势已去，在主降派劝导下，派人送上皇帝的印绶，并写信到邓艾那里请降。邓艾率军入成都，蜀汉灭亡。刘禅又派人去前线命令姜维等投降，姜维等得到命令，便到钟会军中投降。

此战，邓艾趁两军主力相持之际，率偏师出奇兵，进行大纵深迂回穿插，绕过蜀军的正面防御，直捣蜀都成都，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奇袭战例。

邓艾入成都，刘禅率领太子、诸王、群臣六十多人绑住自己、抬棺至军营拜见。邓艾手执符节，解开绑缚，焚烧棺材，接受投降，并宽恕了他们。邓艾约束部众，进城后，没有发生抢掠。他安抚投降的人员，使他们复任旧业，受到蜀人的拥护。在巨大胜利面前，他擅自循东汉将军邓禹以前作法，以天子的名义，任命大批官吏。他拜刘禅行骠骑将军、蜀汉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对蜀汉群臣，则根据其地位高低，或任命他们为朝廷官员，或让他们领受自己属下的职务。

邓艾任命师纂兼领益州刺史，任命陇西太守牵弘等人兼领蜀中各郡郡守。派人在绵竹把作战中死亡的战士跟蜀兵死者一起埋葬，修筑高台作为京观，用以宣扬自己的武功。

邓艾建此大功，深感骄傲，并且常常显示夸耀，引以为荣。他曾对蜀国士大夫们说：“诸位幸亏遇上我，所以才有今日。如果遇上像吴汉这样的人，你们早被杀掉了。”他还说：“姜维自然是一时的雄杰，但与我相遇，所以穷途末路。”有识之士见他如此矜夸，背地里往往嘲笑他。

这些，成了野心家钟会置他于死地的口实。

姜维等人降于钟会后，钟会大喜，迫不及待地上表向司马昭表功。

十二月，司马昭上表让魏元帝曹奂下诏书，褒奖邓艾的功绩，书曰：“邓艾张扬武力，振奋国威，深入敌人腹地，斩将拔旗，消灭敌首，使得伪称帝王的人引颈自杀，通缉多年的罪人，一朝之间就给平定了。打仗不超过预定的时间，战斗很快结束，席卷西部，平定巴蜀。即使白起攻破强大的楚国，韩信奋力打败强劲的赵国，吴汉擒捉公孙述，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若论功绩，他们都还比不上邓艾。因此策封邓艾为太尉，增加封邑二万户。封其两个儿子为亭侯，各得封邑千户。”

统帅钟会也进位司徒，封县侯，增邑万户，其子二人也都封为亭侯。

当邓艾灭蜀之后，便向司马昭提出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和准备取的措施：“兵家讲究先树立声威，尔后才真正以实力进攻。今凭借平定西蜀的声威，乘势伐吴，正是席卷天下的有利时机。但是大举用兵之后，将士都已感到十分疲劳，不能轻易动兵，暂且缓缓再说，先留陇右兵二万人，巴蜀兵二万人，煮盐炼铁，为军事和农业作准备，同时建造船只，事先准备日后沿江讨伐东吴的事宜。做完此事后，布告天下，让东吴知道他们所面临的局势，明白利害关系，吴国一定归顺。这样，就不用征讨而可以平定东吴了。而今当厚待刘禅，以便招致吴景帝孙休归顺；安抚士卒平民用来招致远方的人。如果将刘禅送到京城，东吴的人认为这是软禁流放，这对于劝他们归附之事实在不利。应当暂且留下刘禅，等待明年秋冬，到时东吴也完全可以平定了。可以封刘禅为扶风王，赐给他资财，派人服侍，让他享受。郡内有董卓坞作为他的宫室。封赐他的儿子为公侯，分郡中一县为食邑，用以显示归顺朝廷所获得的恩宠。设置广陵、城阳为王国，以待吴主孙休投降。那样，东吴就会畏惧威德，望风归顺了。”

邓艾一心筹划灭吴之策，他的种种建议实具远见卓识。然而他擅自承制拜官，钟会修改他和司马昭之间的通信，把邓艾的上表改成傲慢无礼。

于是司马昭让监军卫瓘告诫邓艾：“此事应上报，不宜马上实行。”

邓艾的再次上言，说：“我受命征讨，有皇帝的符策。敌人首领既然已经投降，应当按照旧制予以官职，以便安抚他们，这是符合时宜的。而今蜀国全部归顺，我们的疆域已经到了最南端。东边与吴会接壤，应当早日平定。如果等待朝廷命令，往返道路，耗费不少时日。《春秋》有这样的话，大夫出守外地，如果遇有保卫国家、有利国家的事，专断是可以的。而今东吴未平，地势与巴蜀相连，不应当拘泥于常法而失去时机。《孙子兵法》说道：‘前进不是为了名誉，后退不怕罪责。’我邓艾虽没有古贤人的风范，但还是想不自我嫌弃以损害国家的利誉。”

而钟会见邓艾居功自恃，乘隙向司马昭诬告其谋反，说他作的事情悖逆不道，已经露出叛乱的苗头。于是，朝廷下诏书派监军卫瓘逮捕邓艾父子，用槛车将其送到京都来，邓艾仰天长叹：“我是忠臣啊，居然到这种地步，白起的境遇，于今又重现了。”

景元五年（264年）正月十五，钟会抵达成都，将邓艾押往洛阳。这时，钟会麾下有魏、蜀军队二十余万。钟会排除了有灭蜀大功的邓艾，又掌握庞大的远征军，遂密谋反叛。司马昭对钟会怀有野心早有戒备，遣中护军贾充率一万步骑入蜀进占乐城，随即亲率十万大军进驻长安，使钟会措手不及。钟会遂扣押魏军所有将领，并出示废黜司马昭的所谓太后遗诏，蜀降将姜维怂恿钟会诛杀被扣将领，预谋趁机杀掉钟会，恢复蜀汉。因钟会迟疑而消息泄露，十八日中午，护军胡烈之子胡渊率烈部众擂鼓呐喊而出，各营官兵为营救本部将领也一起响应，蜂拥杀入蜀宫，被拘宫内的将领们冲出与其部众会合。双方在宫城内外展开激战，斩姜维、钟会及部众数百人，杀蜀太子刘璇和姜维妻子。魏军大肆掠劫，后由监军卫瓘收拾稳定局势，因其参与诬谄邓艾，遂派护军田续追杀邓艾父子于绵竹（今四川德阳）西。邓艾在洛阳的余子也被诛杀，邓艾妻和孙子被发配到西域。

泰始元年（265年），晋王朝取代了魏。司马炎下诏书说：“从前太尉王凌阴谋废齐王，而齐王最终不能保持帝位。征西将军邓艾，居功自傲，失去品节，应处。但下达诏书之日，邓艾遣散人众，束手受罪，与那些贪生作恶的人，确有不同。今大赦可以还城。如果没有子孙的可以为之立嗣，使祭祀之礼不绝。”

泰始三年（267年），议郎段灼上书，替邓艾不平。

泰始九年（273年），司马炎下诏书说：“邓艾创立功勋，束手受罪而不逃脱处罚，他的子孙也沦为奴隶，我常常同情他们，可任命他的亲孙子邓朗为郎中。”算是为邓艾平了反。

邓艾在西部时，修筑界墙关塞，建立城堡。泰始年间，羌人发动大叛乱，多次刺史，凉州道路断绝。官吏百姓之所以能够保全，全靠邓艾当年修筑的城堡。

浅谈,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应该如何防范恐怖主义活动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一名吉利，汉族，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中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后为魏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曹操一生征战，为全国尽快统一，在北方广泛屯田，兴修水利，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其次，他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抑制豪强，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此外，他还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孟德新书》等书。作为一代枭雄，他精通音律，善作诗歌，抒发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慷慨悲凉。

中文名：曹操

别名：曹孟德，阿瞒，吉利

国籍：东汉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

出生日期： 155年7月18日

逝世日期： 220年3月15日

职业：军事家，政治家，诗人

主要成就：实行屯田制，统一北方

代表作品：《观沧海》、《龟虽寿》等

直系亲属

养祖父：曹腾养祖母：吴氏（曹腾的“对食”妻子）[1] 父：曹嵩母：邹氏（一说为丁氏）

妻妾

丁夫人，曹操原配夫人，因曹昂之死而与曹操反目，曹操曾欲迎回而不可得，无子女。卞夫人，曹操继配夫人，就是武宣卞皇后。生曹丕、曹彰、曹植、曹熊四子。刘夫人，曹操之妾，丁氏的侍女，随丁氏陪嫁至曹家，不久病亡。生曹昂、曹铄二子。环夫人，曹操之妾，生曹冲、曹据、曹宇三子。杜夫人，曹操之妾，生曹霖、曹衮二子。秦夫人，曹操之妾，生曹玹、曹峻二子。尹夫人，曹操之妾，生曹矩。王昭仪，曹操之妾，曹干养母。孙姬，曹操之妾，生曹上、曹彪、曹勤三子。李姬，曹操之妾，生曹乘、曹整、曹京三子。周姬，曹操之妾，生曹均。刘姬，曹操之妾，生曹棘。宋姬，曹操之妾，生曹徽。赵姬，曹操之妾，生曹茂。陈妾，曹操之妾，生曹干。

儿子

曹昂，年轻时曾举孝廉，与张绣作战时战死，庶出，但是由曹操原配丁氏抚养长大。曹铄，早薨。为《跟随曹操》一书的主人公，张建邦著。曹丕，220年迫汉献帝禅让帝位，是为魏文皇帝。曹彰，绰号黄须儿，为一勇将，曾大破代郡乌丸。223年封任城王。曹植，擅长文学，曾作《洛神赋》。虽然得到曹操宠爱，但与其兄曹丕争位失败，从此在政治上无从施展抱负。225年立为陈王。曹熊，早年去世，魏文帝追封为萧怀公；魏明帝追进爵为东平王。曹冲，为著名神童，历史上有著名的“曹冲称象”的故事。13岁病死，后追封洛阳王。曹据，232年封为彭城王。曹宇，232年封为燕王。魏元帝曹奂之父，魏文帝、魏明帝两代托孤。曹林，232年封为沛王。曹衮，232年封为中山王。临终病重时，魏明帝曹睿对其爱护备至，死后又获厚葬。曹玹，211年封为西乡侯。曹峻，232年封为陈留王。曹矩，早薨。曹干，232年封为赵王。曹上，早薨。曹彪，232年封为楚王。251年与太尉王凌谋反事泄，被赐死。曹勤，早薨。曹乘，早薨。曹整，217年封为郿侯。曹京，早薨。曹均，217年封为樊侯。曹棘，早薨。曹徽，232年封为东平王。曹茂，与曹操及曹丕不和。232年封为曲阳王。

养子

何晏、秦朗

女儿

曹节，汉献帝皇后。《后汉书·献帝纪》曹宪，汉献帝贵人。《后汉书·献帝纪》曹华，汉献帝贵人。《后汉书·献帝纪》安阳公主，名不详，为荀恽之妻。《三国志·魏书·荀彧传》金乡公主，名不详，何晏之妻。《三国志·魏书·曹真传》清河长公主，名不详，夏侯茂之妻。（《魏志·夏侯敦传》引《魏略》）临汾公主，名不详，疑为曹儿。（《魏志·司马芝传》）

亲族

在《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中记载了八位曹氏和夏侯氏的曹操亲族，此八人均为曹操所重用，号称“八虎骑”。夏侯敦字元让。其子：夏侯茂字子林。夏侯渊字妙才，夏侯敦从弟。其子：夏侯衡字伯权，夏侯霸字仲权，夏侯威字季权，夏侯惠字稚权，夏侯和字义权。夏侯尚字伯仁，夏侯渊从子。其子：夏侯玄字太初。曹仁字子孝，曹操从弟。曹洪字子廉，曹操从弟。曹纯字子和，曹仁之弟。曹休字文烈，曹操从子。其子：曹肇字长思。曹真字子丹，曹操养子。其子：曹爽字昭伯，曹羲，曹训。

政治成就

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袁术称帝刻玺、袁绍欲私立新帝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早在中平五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傕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至于曹操诛杀董承（原为董卓女婿牛辅部下，按照三国演义看出身的标准应为“漏网之鱼”)、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他的车夫立刻就被处死（曹植失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违法乱纪。曹丕或许是有贼心没贼胆，曹植则根本不把当不当贼当回事）；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自己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照样砍头。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并不是一个汉朝的篡逆者。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毛邓江都头疼的顽疾。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说得难听点，劫)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越货。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郃、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东吴则完全是败笔：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浪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开源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睿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就更惨不忍睹了。孙权的“老糊涂”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时候都有些糊涂，以至于张昭以纣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讥讽。后来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三国志·武帝纪》中说他是曹操

曹嵩之子，而其父曹嵩“莫能审其本末”，而在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间接引用三国吴人所著《曹瞒传》中称曹嵩本姓夏侯，但此说可信度不高。曹嵩继承了曹腾的侯爵。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警敏有随机权衡应变的能力，而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所以社会上没有人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的桥玄等人认为他不平凡，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阳何颙对他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许劭，字子将，以知人著称，他也曾对曹操说过：“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此据《后汉书·许劭传》，《三国志》中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孙盛《异同杂语》及《三国演义》中作“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公元184年曹操于汉末黄巾起义时显露头角，后被封为西园八校尉之一，参与了天下诸侯讨伐董卓的战争。董卓死后，独自发展自身势力，纵横乱世，南征北战，先后战胜了关中李傕、徐州吕布、淮南袁术，并接受了张绣的投降。公元200年10月，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以少胜多挫败河北袁绍。公元201年在仓亭（今河南管县东北）再次击破袁绍大军。公元207年12月北伐三郡乌桓，彻底铲除了袁氏残余势力，基本统一了中原地区。公元208年，曹操就任东汉帝国丞相。7月，曹操南征荆州刘表，12月在赤壁（湖北省黄冈市境内）与孙刘联军作战，失利。公元211年7月，曹操领军西征击败了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军，构筑了整个魏国基础。公元213年，汉献帝派御史大夫郗虑册封曹操为魏公，以冀州、并州等十郡为魏国封地。于邺城建立魏王宫铜雀台，享有天子之制，获得“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至高权力。公元215年攻占阳平关，击败、降服了汉中张鲁。公元216年，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公元220年3月15日，曹操于洛阳逝世，享年66岁，谥号“武王”，死后葬于高陵。曹丕继位后不久称帝，追谥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史称魏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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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恐怖主义有治标与治本之策，分析如下：

治标之策，即传统的“头痛医痛，脚痛医脚”之术，哪里出事了，就往哪里增派重兵把守和武力弹劾，甚至以国家的名义发动一场反恐战争。自从9、11爆发之后，无论是美国的布什、还是俄罗斯的普金，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实际收效并不算好，可谓事倍功半。伊拉克、阿富汗和车臣持续不断的动荡冲突和暴力流血就是这方面不算成功的反面案例。中国决不应该过分迷信武力解决之唯一方案，步美国和俄罗斯的后尘，重蹈其反恐之覆辙。

治本之策，把恐怖主义的源头堵死和切断，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国际上发生的事实证明，单纯依靠武力并不能彻底有效地根除恐怖主义的渊源，必须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笔者窃以为，我们的应该及时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及时地化解各种突发，最大限度地缓和各种类型的官民矛盾，在执政理念上遵循仁慈与公义的博爱精神，善待百姓，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民群众（其中应该包括持不同政治见解的公共知识分子），只孤立一小撮死心塌地的分裂主义分子。的反恐机构应该考虑在恐怖主义犯罪团伙之中安插卧底，搜集情报，内部感化之、瓦解之、分裂之、招安之，收买之，各个击破之，分而治之，让恐怖犯罪集团内部产生内讧与纷争，从而无暇外战。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的各种类型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集团实际上都已经蜕变成为了一个个相对彼此独立的特殊利益集团，其所谓的政治诉求只是充当蒙骗世人、欺世盗名、赢得博取国际上不明真相的一小撮极端势力的同情和资金援助的道德幌子和遮羞布而已。所以，必须取强有力的措施彻底切断其国际经济援助机构的一切资金来源之途径，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且不可使得其轻易获得境外不法资金的暗中支持。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境内的恐怖分子彻底地失去了资金的赞助，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犹如困兽、一事无成、束手就擒、自取灭亡。

总之，对付带有一定国际背景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执政者必须具备异常镇静与清醒的大智慧，而不是单纯依靠武力的镇压，这只能奏一时之效，而不可能长治久安。我们要想与恐怖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积极调动一切社会，柔性化解一切可能引发局部震荡的社会危机，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善待民间智库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充分发挥国家情治部门的专业特长，对于涉嫌从事恐怖活动的境外人士取情报搜集与监视窃听等侦讯手段，提前破译一切可能发生的恐怖活动之预谋，在恐怖分子蠢蠢欲动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下手为强、以防患于未然。从长远来看，应该做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恐超限战争的思想准备，这无疑是一场极其尖锐与复杂的新型斗争，也可谓之是“看不见战线”的殊死较量，我们的切不可以掉以轻心，更不能抱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与侥幸心理，因为行为不轨的恐怖分子都躲藏在暗处，他们正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所以，国家专门的反恐机构必须提高警惕，高度戒备、外松内紧、疏而不漏、张而不扬、严阵以待、防患未然。为了全体国民的安全与福祉，随时准备向境内外的恐怖分子的挑衅行为发起进攻与歼灭之战，以彻底消灭恐怖主义，最后衷心地祝愿中国人民万岁，世界和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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